以乐石砚为袱体的宿州乐石文化，虽有零星文字记载于国内外文献，但是，由于历史沿革、地理归属的演绎变迁，给后人解读它的史迹造成了很大困难，加之明清以来乐石雕刻技艺的失传，乐石文化由显渐隐，线索不明，的确令人惋惜。所幸，新时期以来，宿州乐石异彩重现，乐石文化也迎来了它的复兴。
乐石文化的历史渊源
据传，宿州乐石在春秋时期即被采用，但清晰史料难觅；今探宁宿州乐石文化的源头，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，起码可以追溯到秦，但就这条记录来看，秦时的乐石，为秦始皇喜爱，不是做乐器，而是用于立石刻碑。
《史记·卷六·秦始皇木纪》中载：
“二十八年，始皇东行郡县，上邹峰山。立石，与鲁诸濡生议，刻石颂秦德，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。乃遂上泰山，立石”。
司马迁说的是，公元前219年，秦始皇东巡至山东的峰山，刻石“颂秦德”。此碑为丛相李斯篆体书写，高218厘米，宽84厘米，原石已被战火焚毁，今从宋代原石拓木及西安碑林摹本重刻碑所知，石碑取材应为宿州乐石：
皇帝立国，维初在昔。嗣世称王，讨伐乱逆。威动四极，武义直方......灾害灭除，黔首康定。利泽长久，群臣诵略一刻此乐石，以著经纪。
关于此石碑的石材来历，唐代御史台幕僚封演的《封氏闻见记。卷八·峰山》中做了解读：刻此乐石。学者不晓乐石之意。颜师古《匡谬正俗·乐石》云：“谓泗滨磐石作此碑。始皇与琅琊、会稽诸山刻石，皆无此语。惟峰山碑有之，故知之也”颜师古欲为乐石正名，却记为泗滨磐石，结合《汉书》“彭城梁水（安徽宿州）北部至泗水，出乐石、磐石、美石”的内容，我们不难看出，是宿州乐石担当了秦始皇东巡立石“颂秦德”的社稷重典大任。这也是迄今有关宿州乐石的最早文字记录。
而实物遗存表明，宿州乐石的制砚，当始于汉。
砚的产生，随汉时纸、墨而来。东汉末年的《释名》是部专门探求事物名源的佳作，为刘熙所著。书中将纸与笔、墨、砚相结合而论述，指出：“笔，述也，述者而书也；砚，研也，研墨使和濡也；墨，晦也，言似物晦黑也；纸，石氏也，谓平滑如砒石也。”后人沿承刘氏之说，将笔、墨、纸、砚合称为“文房四宝”。
“四宝砚为首”，而石砚更是砚中的佼佼者。我国石砚的历史悠久，在西安半坡、宝鸡北首岭等处新石器遗址，都曾发现砚的早期雏形：石质“研磨器”。绵延发展至当代，前后出现了浩人的砚台系列：瓦砚、陶砚、玉砚、铁砚、漆砚、木砚、瓷砚、铜砚、泥砚、石泥砚、砖砚、天然石砚等等。其间出现了广东端溪的端砚、安徽歙县的歙砚、甘肃洮河的洮砚、河南洛阳的澄泥砚、安徽宿州的乐石砚、山东青州的红丝砚等传统名砚，这几大名砚中，除澄泥砚外，均为石砚。
据曾经参与乐石产业立项的宿州学院退休教师任启华回忆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宿州桃园矿区一汉墓里，曾出土一方青色乐石砚，上雕螭龙，三足，盖为黑色。这方螭砚，现藏安徽省博物馆，这是宿州乐石制作砚台的最早遗存发现。
南唐至宋，宿州乐石的姊妹石灵璧奇石辉煌耀眼，李后主、米芾、宋徽宗看重的“灵璧研山”，演绎出了一场宿州石文化史上的千古绝唱，而此时的乐石砚也不甘寂寞——南唐至宋出现的宿州乐石砚，因质地好、耐磨、易发墨、易保存等特点，深受帝王将相、文人雅士喜爱，载之于中国古代名砚之列。而乐石砚的受重视，除了它具备其他名砚所有的特性外，还具有观赏性：色泽、外形、雕饰及声音、触感等等。
砚，作为文房四宝之一，与文人学子结下了不解之缘，是中国书案艺术的瑰宝。曾经提出著名灵璧石论“石文而丑”的苏东坡，作为一代文学、书画大家，对宿州乐石砚更是卡分珍爱。古文传载：北宋熙宁九年（1076年），苏东坡时任徐州知州，距乐石产地近在咫尺。一日，苏东坡约宿州知府到褚兰山墨峰岭一带，请当地砚工制作了两方乐石砚：一方为玉蓉瓦形乐石砚，上刻铭“金声玉质，世垂于珍”，后刻有“石渠阁瓦”印样；另一方为栗黄色瓜形乐石砚，砚背刻有“眉山苏轼记”。
近千年之后，这两方古砚分别在四川和湖南被发现，特别是“瓜形砚”，石色栗黄厚重，玉质油然，因形制砚，其瓜叶、藤须，均浅浮雕刀法，传神达意，古朴自然。这方乐石名砚，也给我们储存了宿州乐石丰富的文化气息：宋时，人们对乐石砚的色彩、纹理产生了极浓厚的兴趣，甚至成了一种追求；文人砚，重品位，讲文采，雕刻铭文，刀痕不外露而内含，似神来行笔，仙来运刀。所刻之铭文“眉山苏轼记”，与原作书法完全一致，结体笔锋丝毫不差。苏轼所藏乐石砚的现身当世，佐证了乐石砚在古代的盛名。
宋代是中国制砚史上的辉煌时期，各种优质石砚相继出现。这期间，有关砚台的书籍如苏易简的《文房四谱·砚谱》、米芾的《砚史》、高似孙的《砚笺》等，在这些叙述名砚的著作中，都留下了宿州乐石砚的身影。宿州乐石砚和端砚、歙砚、洮砚、澄泥砚等古代名砚一起，共同构成了该时期中国砚文化的繁荣景象。
苏易简（958—997年），四川中汪人，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（980年）庚辰科状元，后任翰林学十、参知政事。此公文采出众，善书法，以文章留名于世。著有《文房四谱》一书，叙述四种文具的品类和故事，并将笔、墨、纸、砚封为四侯：纸为“好畴侯”，笔为“管城侯”，墨为“松滋侯”，砚为“即墨侯”。在此书中，苏易简留下了对宿州乐石、乐石砚的赞美：乐石砚，产于宿州，砚润腻，发墨，无石脉。这是迄今发现最早的有关宿州乐石砚的记述。
《砚谱·一卷》（浙江吴玉墀家藏本，无撰者姓名，南宋人所为），入录《宋志》《四库全书》，书中“诸州砚”一篇，谈到乐石砚时，基本沿用苏易简观点：宿州出乐石，润腻，发墨，但无石脉。
《砚笺》为宋代校书郎高似孙所编，书中引用米芾论石砚语：宿州乐石砚，润腻，发墨，无石脉。
我们不能苛求古人的评论乐石过于简单、重复，那时的石谱、砚谱，多是简明扼要、沿袭古论、阐述己见，绝少长篇大论。这种论石、论砚的简约风格，一直延续到明清。
明清至近代，宿州乐石制砚其名不显，乐石雕刻技艺几近失传，文献记载也是寥寥数语，但乐石砚作为传统名砚，仍为该时期各家石谱、砚谱记述。明代《遵生八笺》记载砚之出处时，同列宿石砚（此砚所指不详）和宿州乐石砚；清唐秉钧《文房四老图说》石：乐石砚，此砚出宿州；清光绪年间《宿州志·石之属》载：“松石、磁石；乐石砚，宿石砚”；民国马丕绪《砚林脞录》列举诸砚时，将灵璧山石砚的时代定为唐，乐石砚列为宋；日本人饭岛茂于昭和十年（1935年）编著的《砚墨新语》中记载道：“宿石又名乐石，产于宿州......宿州乐石砚润腻发墨良。”
就以上史料，可以想见，宿州乐石、乐石砚曾经有过它的辉煌，制国典大碑也好，制文房器具也好，乐石文化，曾经是中华古老文化的一部分，更是宿州石文化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。它自宋以后，史迹渐微，除了乐石砚本身的消费过于集中在文人雅士的书房几案以外，宿州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当时的政治、军事活动也有极大关系：宿州乐石与灵璧石产地毗邻，又同属一个山系，条件所限，使得当年的探明储量不多，为保证宫廷、庙堂之用，历代统治者对其控制甚严，民间不得私采；宋代中期，宋金对峙，宿州又处于宋金“分界线”的中心位置，旋得旋失，宋金“符离鏖兵”，继而“隆兴和议”，宿地尽归于金，备受拉锯战争之苦；至元明，宿州又遭浩劫，连年罹兵，至今民间尚传“三洗凤阳府，九洗南宿州”之说；加之长期的水早蝗灾侵袭，运河淤塞，“居民岁岁逃亡，十不存五”，经济文化破坏酷烈，别说黎民百姓为避天灾人祸流离失所，就是书画家、乐石雕刻技师也在劫难逃，乐石砚的制作和欣赏，在当时，也只能是一种豪华的奢望。
自然界的物种可以灭绝、消失，但文化的生命力是长久的，它与历史同行，载于文，传于世，铭之于人心，继之代代，它可以有一时的起伏波折，但不会断流。源远流长的乐石文化也是如此，当新时期来临，人民当家做主之日，国运昌盛之时，乐石文化终得以复苏振兴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