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日赴青岛会友，在青岛市博物馆《彩瓷聚珍——馆藏明清瓷器陈列》看到了一件清代顺治青花觚，青花发色接近康熙“翠毛蓝”那种，浓淡相间，十分悦目。三段式图景是博古清供类，不为少见，也非常养眼：上部分是瓶花、水仙、蔬果之属，中间是玲珑剔透的湖石，下部分是蕉叶纹。尤其是居中部分的湖石，独立成景，十分出挑，颇为少见。

青岛市博物馆《彩瓷聚珍——馆藏明清瓷器陈列》场景

清代顺治青花觚

清代顺治青花觚中部湖石纹饰

觚是仿青铜酒器造型的一种陈设瓷，始于元代，流行于明嘉靖至清乾隆时期，尤其是明末清初。造型大致是敞口，长身，口部和底部呈喇叭状，中间腹部束腰，形制历代有所变化。觚除了陈设清供之外，多用于插花，又称花觚。花觚造型隽秀古朴，端庄大方，纹饰有人物故事、民间传说、山石花鸟等。

这方青花觚纹饰所反映的，大致是博古清供的图景，奇石成为了主要元素。瓷器纹饰，是美化瓷器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也集中反映了历朝历代的审美取向和时代特征。艺术史有以图证史之说，其实，瓷器上的画面纹饰也足以了解当时的民俗史实。历代瓷片瓷画所呈现的，正是一部古代图像文化史。如倪亦斌《看图说瓷》一书，其中描述的瓷画，都是历代匠人为了教化和装饰而制作的故实图像，很多可以弥补艺术史研究之空缺。

清代顺治年间，青花瓷纹饰中的洞石树叶纹出现的频率最多，是当时较为流行的画意。比如，一片（梧桐）树叶和一块太湖石，树叶上有的题有一二句警语、诗文（如“梧桐一叶落，天下尽皆秋”、“浮云游子意，落日故人情”等）；石头多呈瘦削玲珑状，虽寥寥数笔，却别有生动传神的意境。树叶（秋叶）与奇石合构的画法，在晚明画家陈洪绶的笔下就多有表现，但更多的是奇石和芭蕉同构。这其实也是一种博古图案。

清顺治青花洞石树叶纹盘

有意思的是，明末清初民窑青花瓷纹饰画意十分丰富多彩，这可能与明代中期以后版画艺术出现一时繁荣景象有关，各种插图被广泛地应用在各类图书之中，这也被反映到瓷器纹饰和画意中。

如果说，奇石的纹饰画意集中反映于顺治时期，那么，奇石的吉语款识却集中出现在康熙时期。康熙民窑青花瓷有关奇石的吉语款识非常之多，令人目不暇接，可谓前无来者，诸如：美玉宝石之珍、玉堂宝石奇珍、奇石之珍、祥石珍奇、泉石奇珍、卞玉奇珉、四美玉石之珍、奇石珍玩、奇石宝鼎之珍、奇石美玉之珍、奇石席上之珍、奇石席上佳珍、奇石鼎玉雅制等。其中，奇石宝鼎之珍最为多见，常见于盆、碗类瓷器底款，但在纹饰画意上却很少见到奇石之踪影。所谓“奇石宝鼎之珍”，既是奇石一词首先出现于瓷器，更是将奇石与古代青铜彝器相提并论，显示出其身价的不凡。这也足以说明在康熙年间，奇石收藏之盛况。

清康熙青花“四美玉石之珍”吉语款

清康熙青花“奇石宝鼎之珍”吉语款

就像绘画可以图证史一样，瓷画确实也有异曲同工之妙。举个例子。当年我在参与编撰《中华古奇石》（主任编委陈瑞枫，敝人为执行主编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版）时，收录了一方供置于曲阜孔府三堂院落进口处的古代太湖石（时任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赵昌平拟名“文华峰”），此石高约三米，透漏多窍，四面可观，所置之处就像是玄关屏风，寓意开门见山。其供置形式很有特点，四周以石制井栏围护。这种井栏式的赏石供置方式极为少见，但是缺乏相关文献记载，如何断代颇费思量。当时偶然看到明代正德年间的青花瓷上，有奇石杂树于石栏杆内供置的图案，称之为树石栏杆纹，曾经流行一时，后世几乎就不见了。……由此及彼，所以将此方“文华峰”供置年代判别为“约明代”。

曲阜孔府三堂院落太湖石“文华峰”

明代正德青花树石栏杆纹盘

前两年故地重游，发现了孔府三堂院落的墙壁上，镶嵌有一些历代碑刻，其中有一块明代弘治甲子五月（弘治十七年，1504年）太子太傅、吏部尚书、华盖殿大学士李东阳（李东阳的女儿嫁给了孔子六十二代孙、衍圣公孔闻韶）“新庙告成事也”碑刻，记载了孔府在弘治年间遭遇火灾，奉谕重修，由李东阳监工设计。所以，现存孔府三堂院落应是明代弘治年间修建的，“文华峰”及其两旁拱卫的六方盆供奇石（钟乳石、砂积石）应该是同时代的置石。尤其是，“文华峰”四周围栏的石雕样式，与孔庙之中明代建制的孔子家谱碑的样式相一致，故当初断代“约明代”庶几近之了。

曲阜孔府三堂院落太湖石“文华峰”及其六供